□ 覃寶亮

那年大年初一，青灰色的晨光剛灑滿山村，吊腳樓里就飄出裊裊的炊煙。父親買來一拃長的鞭炮被我凍得通紅的小手點燃，瞬間在屋前炸響，空氣中彌漫著過年的氣息……

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在大年初一能殺一只肥雞是一家人最體面的一件事。記得有一年，我家幾只土雞剛進入愣頭愣腦的育成期，這樣的雞哪能上桌？不同的是，大伯正提著一只鬮雞來到吊腳樓的石階上，雞咯咯地叫。姐姐攥著我皸裂的手，像看一場電影一樣，跑到大伯身邊，蹲在石階上看大伯操弄。我和姐姐低聲談論最想吃哪部位的肉，仿佛一盤冒著熱氣的白切雞肉已擺在眼前。

那時，我和姐姐都才是幾歲的小孩。我們以為，那只雞也有我們的份。哪想到，老輩傳下的規矩像鐵鎖鏈：初一不討食，不贈肉，防著整年漏財。看著大伯的鬮雞準備下鍋了，父母卻三番五次地叫我們回去。我們還在那里呆呆地看，直到暮色漫過門檻，父親提著一只小雞對我們說，趕緊回來幫忙，我給你們殺雞啦。

雞毛扒光，那只雞就像父親的拳頭般大。看著眼前自己家的雞，想著大伯家的雞，我們無奈又高興。

晚飯的桌上，除了豆腐青菜就這只小雞了，而這只小雞被切成兩半，一半是我的，一半是姐姐的。我和姐姐把雞肉吃得一絲不剩，連骨頭都要嗦干凈，不留一丁點肉味。這件事成了我和姐姐童年里的笑料，也成了一件難忘的家史，使我對雞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。

多年后，我來到縣城，又居住多年。后來，我有了一處自建房。我在樓頂有一個用木條自制的雞籠，我在籠子里養雞。

雞飼料是自己配制。每天清晨，這些金黃色的小生靈總在食槽前撲棱起細碎的陽光，啄食的節奏像雨點擊打芭蕉葉。它們個頭一天天長大，羽毛光亮。成年后的雞食量大，我每天投喂兩次。為了不浪費，每次投喂的飼料只夠它們吃半飽——吃多拉得多。還有人傳授訣竅，說餓著點的雞才肯下蛋。正因為這樣，每當我拎著食盆推開鐵門，它們聽到鐵門的吱呀聲，仿佛士兵聽到沖鋒號一樣地往前沖，爭搶著擁擠到食槽前，搶在前面的雞的脖頸如彈簧般伸入食槽，像在彈奏大地一樣啄食，搶不到食物的雞也伸長脖子喙尖雨點般叩擊我手中的食盆，把人的手也啄了一下。它們鮮紅的冠子像跳動的火焰，火焰里藏著生命蓬勃的韻律，讓我有一種六畜興旺的成就感。

無疑，樓頂養雞是解饞使然。長大了的雞，一只只被從籠子里提出來，變成餐桌上的美味，雞籠逐步出現空缺。一段時間，雞籠里的雞只剩不到一半。有一天，我照常提著飼料打開樓頂的鐵門，當熟悉的開門聲再度響起，它們不再振翅奔來，反而瑟縮著退往墻角。雞籠里一點動靜都沒有，我以為發生雞瘟或什么了，可我走到雞籠前用棍子去撩，個個像被捉住一樣往里鉆。當我抓住其中一只雞的腳爪時，另一只突然發出尖厲的啼叫——那聲音不像家禽，倒像是從莽莽山林里傳來的，某種原始而悲愴的呼喊。我無奈地關好鐵門回到屋里。

年復一年，我仔細觀察屋頂上雞群的反應。起初，雞群如出一轍地活躍，即使第一只被我捉住雙腳拉出雞舍，鐵門照常開啟時，剩下的仍在埋頭搶食，全然不知宿命的來臨。直到食槽前的身影悄然減少，某種微妙的變化開始在羽毛間涌動，仿佛懂得計算人類的腳步聲。它們不再用喙叩擊雞籠，不再將翅膀拍打得簌簌作響。當熟悉的腳步聲再度響起時，它們像被施了定身咒的雕塑，在晨光里縮成灰撲撲的一團，黑豆似的眼睛突然噤聲。它們終于感覺到門縫開合之間意味著什么，因此學會了沉默，就像無聲的抗議。

撼動我對雞生命的認知，是一只陪伴家人13年的公雞。2011年冬月的夜晚，母親離我們而去。給母親守靈，除了親屬和朋友，還有一只雄性十足的公雞。按當地風俗，公雞被賦予了重要角色。這只公雞不能殺，我們留它守家，任由生命走到底。我哥就在自家樓頂放養著，從此它成了樓頂的活祖宗。

2023年，還是一個寒氣逼人的夜晚，離春節就剩兩天，父親拋下我們走了。也許是母親在等他。辦理父親的后事時，我哥把樓頂的活祖宗帶到父親的靈堂，鄉鄰們像看天外來物一樣圍觀籠里這稀世的“老壽星”，無不嘖嘖稱贊。它喙尖得像鋒利的彎鉤，雞蹬子形似牛角長到三寸多長；在賓客雜沓的腳步間，它悠閑地啄食，不忘報曉，小孩手掌般大的冠羽在穿堂風中微微顫動。送走了父親，我哥仍把它當活祖宗一樣伺候，直到它生命的終結。

雄雞兩次守靈，像是父母在輪回里的一次對視，借由這羽族的身軀，完成對人間最后的眷戀與告別，讓每個生靈都能在屬于自己的故事里，成為被記住的存在。